过去一周，履新仅仅四十余天的徐留平就在“共和国长子”一汽集团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风暴，“全体起立”为原则的人事调整方案波及了一汽集团近万人规模，而其集中全集团之力打造红旗和奔腾自主品牌更是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变革成为了一汽集团这家历史悠久、在中国汽车行业扮演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型企业最新的“主旋律”。而汽车头条APP注意到，就在同长春同属一个纬度，万里之遥外的德国狼堡，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风暴也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掌舵大众集团一把手职位两年有余的穆勒同样面临着艰难的变革难题。那么，中德汽车圈这两位CEO有着哪些相似之处？“德国版徐留平”穆勒面临着哪些全新的挑战？  

挑战一 大面积高管换防

同徐留平引爆的一汽自主板块人员大换防一样，当下的穆勒也是站在大众集团人事风暴的中心位置。  

众所周知，与一汽集团的“共和国长子”地位相似的是，大众集团同样在德国汽车产业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两年之前，穆勒在大众深陷尾气门丑闻之时临危受命，充当救火队长从文德恩手中接过了大众集团的权杖。成为了德国巨无霸级车企的“史上最年轻掌门人”，其当时所受到的期待可见一斑。

而两年之后，穆勒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成绩单。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近日公布其上半年营业利润为116亿欧元（约合135.6亿美元），同比增长18.7%。营业利润率从7%升至7.7%。虽然暂时并未公布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但汽车头条APP经过查阅相关数据后发现，在第一季度，大众集团营业利润为40.8亿欧元（约合47.7亿美元），推测计算，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应为75.2亿欧元（约合87.9亿美元）。  

奥迪董事会大地震

但集团内部人事变动却似乎仍然没有走出排放门危机的“余震”。股东、监事会和董事会及高管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关系、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依旧亟待穆勒去梳理。  

就在8月份，大众集团旗下豪华品牌奥迪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换防，这次是德国奥迪近10年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7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有4名成员都遭到了替换。这其中包括负责销售和市场主管冯德睿博士（Dietmar Voggenreiter）、负责生产制造的董事Hubert Waitl、掌管金融业务的董事 Axel Strotbek以及董事Thomas Sigi。   

而一个月之后，集团下属另一个超豪华品牌宾利也被外媒曝出即将人事大地震。据德媒《Manager Magazine》披露，宾利首席执行官杜翰墨（Wolfgang Duerheimer）已计划离职，作为大众集团的“老人”，他曾担任过大众旗下高端汽车品牌奥迪、保时捷的高管职位。  

有分析指出，奥迪、宾利的人事变动势必引发集团内部的高管换防，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将关乎整个大众汽车的未来走势。在新一轮权力洗牌中，穆勒如何在博弈中为各方利益寻找新的平衡，是考验这位CEO的“考题”。  

挑战二 重整业务板块

同人事调整息息相关的是业务板块的重组。在徐留平“毕其功于一役”聚焦自主品牌之时，穆勒的战略重组工程堪称是举步维艰，这以出售旗下非核心业务资产尤为突出。  

就在法兰克福车展以前，穆勒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透露这一计划涉及430亿欧元的“天价”资产出售计划。其表示，大众汽车集团内部目前建立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负责出售非核心业务的事项，而另据知情人士对路透社爆料称，就在9月份，大众集团刚刚报价15亿欧元拟出售杜卡迪这个摩托车品牌，大众集团之前已委托银行对杜卡迪出售事宜作出评估。  

但在法兰克福车展上，穆勒却断然否认出售杜卡迪令这项资产重组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其表态并没有“任何计划出售杜卡迪”。  

“出尔反尔”的背后是穆勒的计划遭到了大众集团内部部分股东的强烈抵制，据最新消息透露，在董事会占据一半席位的工会组织代表态度强硬地拒绝出售杜卡迪，与此同时，保时捷和皮耶希家族也并不支持出售杜卡迪计划。  

在接棒大众CEO之后，穆勒团队一直在坚持推进成本控制战略，在今年5月宣布的“变革2025+”战略中，计划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核心业务的“重组”。  

出售资产的同时是大力投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过去五年中，大众汽车集团已在新能源技术研发累计投入约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27.89亿元），未来五年，这一数字将提高至三倍（约9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83.67亿元）。    

  “对大众乘用车品牌来说，2016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也标志着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耗费了巨大的努力解决了柴油危机，启动了业务转型。同时我们也为品牌的战略重组做好了准备。”大众乘用车品牌CEO赫伯特·迪耶斯（Herbert Diess）就曾经如是强调。

但在内部利益集团巨大的阻力面前，这样的变革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挑战三 重塑企业文化

作为大众这个庞大的汽车王国的“新国王”，自上任伊始，穆勒就期望能够从文化氛围上打破这个等级分明的运转机制。但变革谈何容易，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尤其对于大众这样体量级的传统车企更是如此。  

“穆勒在大众最多也只能待五年时间，到时就会换一个新老板上台，而“尾气门”危机事件的影响也将成为过去。不论从何种角度看，到时大众的情况将会好转。但情况并非如此，不论“尾气门”危机是否成为过去，大众公司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为应对未来变化进行调整。”  

穆勒这样的抱怨令人印象深刻。“绝对有人渴望老年政治——并希望维持集团发展现状，你很难想象，改变主意是多么困难。”  

能否在其任期之内，完成对于企业文化的转型，是远比人事调整和业务重组更为繁杂的系统工程。“打造一个全新的企业文化当然会有一些焦虑问题产生，想要改变大众管理层的固化思维并不简单，但真正的问题是改变到底需要多次时间？”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兰克福车展之前，大众集团悄然启动了一个“穆勒雇员会议”（Mueller's employee meetings ）的员工项目，穆勒和大众集团的高管一道参加了由300名大众普通雇员出席的对话会议，根据外媒报道，这样的目的是期望“透明化和直接的热点话题讨论”，能否让员工直接抛出问题给集团的一把手。  

穆勒表态会认真聆听同事们的建议，而他也会分享集团的管理最新动态。这样的举动是穆勒期望打破之前秘密的官僚体系决议机制，大众集团计划这样的会议每年举办四次，其他董事会成员也会召开类似的对话项目。  

无论是徐留平或者穆勒，其都面临着对一家航母级的庞大汽车集团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重任，一方面，雷厉风行的他们备受期待，另一方面，变革从来都是一向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远隔万里之遥的两家重量级的车企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启了变革按钮，也成为了观察中德两大汽车产业的新“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