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恩博士眼中，40年前的中国经历恍如隔世，但又真实得让人无法遗忘。  

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北京晴空万里，93岁高龄的德国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Dr. Carl H. Hahn）从一家位于北京三里屯的五星级酒店出门，他想趁着好天气，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品味这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现代化城市。

冬日正午的阳光照在他一头略显稀疏的银发上，是如此的和煦安详。哈恩博士的内心这一刻却充满感慨：如果40年前他没有“孤独”地走进中国，带着德国大众在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新兴市场开疆拓土，如今在三里屯街道上穿梭的大众和奥迪，会不会变成其他的汽车品牌？

▲哈恩博士与本文作者

没走多久，哈恩博士就在街道的拐角处，看到了一个商业中心。哈恩博士忍不住慨叹道，这里的商业中心“比纽约巴黎柏林的购物中心都要好”。这里出入的年轻人穿着时髦、步履匆匆，这样的活力和快节奏，像极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喷薄而出且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抉择，德国大众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大众和大众集团旗下的奥迪，分别成为在中国市场经营得最成功的合资和豪华品牌。而作为大众在中国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哈恩博士居功至伟。

因为40年前的果敢，哈恩庆幸不已，这更让他被中国市场铭记。

想起前一天晚上，自己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晚会，哈恩博士的心情还有些小激动。在当晚表彰的“影响中国2018”时代人物中，这名以93岁高龄登台、满头银发的德国“大高个”，在几位功勋人物中格外引人注目。

“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增进了福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也为大众汽车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持续改革开放将带来更大的繁荣。我非常骄傲，能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一段让我铭记终生的经历。”

12月16日下午，就在哈恩博士逛完三里屯的商业中心后、动身返回德国前几个小时，他走进了一家位于故宫附近的茶楼，与在这里守候的部分中国媒体的新老朋友见面，他想聊一聊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复盘大众在中国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成功路径。

4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一条沉睡的东方巨龙即将迎来经济唤醒。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只有苏联援建的一汽二汽等少量自主发展的成果，且大多数集中在生产领域的商用车产品，轿车工业可谓一穷二白，轿车进入普通家庭消费更是“无从想象”。

就在这样的历史性关头，德国大众在哈恩博士的带领下第一个打破坚冰，力主要在尚未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的中国市场建立“桥头堡”。哈恩博士回忆说，那时的中国真的没有多少外资企业愿意来投资，而大众在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年也只卖出了5000台车，但这一数字就占据全国轿车销量的27%。

“当时不少人都说我（贸然做出进军中国市场的决策）是傻瓜，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到，中国汽车市场有成长起来的希望。”回想起40年前开拓中国市场的点点滴滴，哈恩博士的记忆里有苦涩也有甜蜜，现在，更有勇敢“自嘲”的底气——大众集团历经在中国市场30多年的耕耘后，已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头羊。

与三个合作伙伴——上汽、一汽和江淮成功“联姻”，集团每年在华产销整车超过400万辆，同步运营着33个工厂……而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汽车市场也从“一文不名”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新车市场，每年产销新车近3000万辆。大众集团在中国市场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再次证明哈恩博士当年的战略预判和决策，是具备划时代意义的。

哈恩博士媒体下午茶对话实录（有删节）

时间：201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15:30-18:00

地点： 北京北河沿大街某茶舍

受访人：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Dr. Carl H. Hahn）

哈恩博士（开场白）：这地方很漂亮，很高兴今天能在这样的场合见到大家，期待和大家接下来的交流。

刚才在我住的酒店（三里屯瑜舍）周围逛了两个小时，我很喜欢中国的建筑，很喜欢北京的建筑，我觉得像北京三里屯购物中心，比纽约巴黎柏林的购物中心都要好。另外，北京人口有2200万，很少有城市能达到北京的规模。

对比起来，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给我的主要印象却是贫困。当时，我出于对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了解和信心，以及对改革开放政策和战略的信心，我认为大众汽车集团不能错失进入中国的机会。所以，我在上任两周之内就开始推进与中国的合作。

在1982年重新担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之前，我离开过集团9年，在我担任董事长这些年当中，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扎实，速度也非常快。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感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股东，感谢我们辛勤的员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经销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们在中国支持大众汽车的客户。

今天再来到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堪称奇迹，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发展如此迅速。并且，中国的发展不只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完善，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能参与、见证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我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激。

媒体提问01：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及大众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

哈恩博士：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答案。（大笑）

第一，我们谈到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不太了解，或者很少去讨论，如果没有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将缺少一个巨大的引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绝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适中的增长速度。如果没有中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可能是零增长，基本是没有增长这样的状况。

第二，中国在增长过程中，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创造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中国有很多员工，他们每年工作330天，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帮助积累和创造了很多资本。40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增长率高达20%到30%，即使是在今天，也能够保持6%的增长速度。

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考量，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所以中国现在对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南美等地，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但人均收入可能只有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1/4。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汽车工业从生产规模上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大众汽车集团很有幸成为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分子。

我们在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也是小规模的起步，按部就班，刚开始是缓慢地向前推进，但是我们非常注重为后面的发展奠定一套坚实的基础设施，到我25年前退休时，中国的产量仅仅达到10万辆，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走量爆发性的增长是在更晚的时候出现，但是我们早期奠定的这样一套基础设施，为后来爆发式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像今天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三千万辆，我们也有420万辆的规模。今天，全球任何一家汽车企业都必须在中国布点，因为中国是非常理想的市场。

媒体提问02：大众为何选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进军中国市场？您当时做出战略抉择的考量是什么？

哈恩博士：当时这个市场，在没有其他人来的情况下，我们就先来了，第一年做下来，卖了五千辆车，就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27%，当时有一些人不认同我的做法，说这样的市场没有任何的发展前景与空间，但是我仍然决定坚持，而且在我们与的中方合作中，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学习速度非常快，在与他们合作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此外，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不是由空想家或者拘泥于过去的政客组成的，他们大部分是理工科的背景，都是工程师，而且他们当时非常急切地去学习外部世界的先进经验与最佳实践。因为我们知道在决定未来生活的这些理工科或者研发领域中，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说了算，而是事实说了算，在这个里面起作用的学科是数理现象。

这些方面的重要性，显然美国的决策者还尚未认识到。

媒体提问03：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于常人的认识和远见？

哈恩博士：讲一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还是非常幸运，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生存下来，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全家原来住在东德，逃难到西德，在西德是作为难民生活的，身无分文度过整整三年的时间，当时和我的父亲一起在寻找将来生活的方向，从我父亲身上学会很多东西。我父亲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奥迪的前身，奥迪原来母公司的创始人，而且把DKW做成了当时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商。

我从我父亲那里学习，得到各种各样的训练，我们所有事情的观点几乎都一样，只有一些小事例如吃饭的时候在土豆上要抹多少黄油，父亲有时觉得他抹得太多了，其他事情完全听从我父亲，学到很多东西，同时我还要给我父亲当司机，当秘书，每天晚上11点还要去邮局查看是否有来信，当时的通信非常落后，给澳大利亚发一封信，要6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回信，后来我工作以后，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工作，经合组织负责人给了我很多指导，后来我在菲亚特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我在人生当中碰到许多导师与良师益友，也得益于父亲的遗传，我掌握了非常好的商业直觉，我在夜里睡觉时，大脑还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有时我的很多创意与好的想法是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这样对我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我很幸运，看到大众汽车集团从战后的一片废墟当中，在狼堡这个地方，由一个很小的规模起步，做到第一的位置，在我离开大众汽车集团的一段时间，曾经跌到过第五，但是用两年的时间又回到第一的位置，想到大众汽车集团的成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我觉得非常自豪，非常不可思议。

我的成功和大众汽车集团的成功也与德国的传统有关，德国的传统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洲中心，旁边有许多邻国，总是要和四面八方打交道，在过去这就是意味着要不停地打仗，到了新时代，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和邻国去沟通，彼此理解，在今天也就意味着要能够在平等基础之上，与外部世界去沟通，相互理解，所有这一切对于我的事业，对于大众汽车集团的事业都非常有帮助。

媒体提问04：大众在中国先后与上汽和一汽合资，最近还与江淮达成了合资，您当时是如何选择合资伙伴的？您如何看待合资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哈恩博士：先讲上汽，大众汽车集团与上汽合作伊始，上汽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但我们与上汽的合作十分重要，首先，上汽给了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其次，上汽传达给我们中国市场现状、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需求等重要信息，与上汽合作之后，我们把质量控制、采购、财务这些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从德国派至中国。

我们与上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上汽如今已成为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国际车企之一，从规模看，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业务，都位世界车企前列，在与上汽合作中，大众汽车集团也获益匪浅，两方始终保持高度互惠互利的关系。与上汽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打造了基础设施，打下了基础，在此工程中，始终都是正确的，没有犯错误。

再讲一汽，是与上汽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第一次到长春时，城市非常破败，从机场一出来，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耿昭杰先生来接我们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件厚衣服。二战以后，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挨过冻。后来与耿昭杰先的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但中间有个小插曲，谈判过程中他突然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我当时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

实际上，耿昭杰先生当时给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了一个电话，跟他们紧急联系说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但是他下达指令的时候，双方已经签了一个发动机合作的合同，整车合作的合同还没有签。碰巧，克莱斯勒和一汽合作的那款发动机是大众汽车集团授权给克莱斯勒的，所以这个发动机的合作不影响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的合作。

一汽和大众汽车集团签约后，第一个项目就是奥迪100项目。此外，还有一个是捷达项目，大众汽车集团已经开始在墨西哥的工厂生产捷达了，这样在美国威斯特摩兰工厂的设备暂时闲置起来。于是，我决定把在美国的这一套生产线的设备拆下来，打包运往中国，然后在长春工厂安装起来，在中国生产捷达，整个进展速度非常快，非常成功。

媒体提问05：您如何看待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大众还会面临哪些竞争和挑战？

哈恩博士：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非常大。

中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90辆，在德国，这个数字是685辆，美国的数字是810辆，在未来20年，即使受到新移动出行模式或者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不需要达到德国美国的程度，但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高效的投资，中国的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工作，必然在接下来20年里促进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

一个收入不断提高的中国，必然在世界上占有更加强有力的位置，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目前在非洲也越来越活跃，在当地开展着许多很好的项目，西方有一些人，对此有抱怨。但是我想说，在非洲的工作，西方国家在过去200年里都是没有做到位的，如今中国开始做了。毫无疑问，非洲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我认为在近十年当中，汽车出行方式在大城市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在中国领跑全世界电动汽车行业的过程中，奥迪多少发挥了间接作用。1986年，在大众汽车集团安排从中国人员到德国去学习培训的工程师中，有一位到奥迪学习发动机研究的工程师，他在学成归来后，又前往同济大学做汽车动力方面的研究，后来这位工程师成为了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自豪。

中国在电动汽车或者新型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中，有望再次领跑世界，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也多次引领发展潮流。在我出生的时候，当时整个欧洲人口占全世界人口25%，今天这个数字是8%，德国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从人口体量上来说，中国有责任在今天的世界发挥领导力，而且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减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百年，剩余的时间中国在世界都是处于巅峰的位置。

我们未来的生活，人类未来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今天与未来的研发工作决定的，过去20年里，我们研发工作的成果已经让我们生活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大家看一看自己的手机，你们可以想象手机背后有多少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着这一个硬件的工作和运行。以通信为例，未来通信将会变得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廉，因为在未来20年当中，我们将拥有更多的卫星。

在将来的世界，我们就不会一年有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现象。在座各位你们都将迎接接下来非常精彩，非常美好的20年，也希望你们多向你们的受众去描绘未来20年的图景，我认为这样的未来是双重未来，一方面这个未来是基于过去发展基础的未来，另外一方面这个未来将要由我们的研发工作的成果带来变化来塑造的未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