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邹心晨

编辑｜袁桂远

如果武汉那会没有辟谣华南海鲜市场事件，如果听从建议取消了各种跨年晚会等大型聚集活动，但凡告诫人们注意出门戴口罩，但凡各种官媒再勇敢一点……

是不是庚子年，会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我从武汉来

“砰砰砰，砰砰砰砰……”

“你们家，有武汉回来的人吗？”

“没有，都是本地的。”

1月21日晚，敲门的是大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而此时的我正在客厅和家族的弟弟妹妹们，一边脚踏烤炉身盖毛毯看着成为了导游的光头强，一边争论到底是周瑜的烽火赤壁厉害，还是诸葛亮元气弹比较狠，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处舆论中心。

后来在饭桌上我大姑安顿我，千万不要说你在武汉读书，只说是广州回来的，那一瞬间是有点儿感动，这是我时隔2年回老家过年，但身边的亲戚朋友并没有把我当“瘟疫”。

1月22日，自己小区上门核查人员信息的时候，出示了自己的学生证，（2019年，我开始在武汉某所大学深造），并将返程的时间、方式、车次都做了登记，不仅如此，学校也是第一时间收集了我们所有人的返程信息，并定期上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然我更相信自己不可能被感染，因为22号刚好是我回来的第14天，平稳安全的度过了隔离期。

我一直以为网络上盛传的“恐鄂”，只是夸张。因为我深知“新闻的选择性”，更信任信息的透明，后来我才明白是我过于幸运，很多从武汉回来的同学遭遇的更艰难。

包括，当天我们在班级群里得知本来在武汉打算兼职的班长被“武汉”驱逐，因为特殊情况，不得不返广州，但因为没有买到高铁，不得不乘坐火车，这趟火车还是特意为武汉安排的，所有列车只能从武昌出发。

“整辆车估计三分之一的人都不到，从武昌回广州的车，全程没有人说话，只有稀稀拉拉的咳嗽声。”

“每一声咳嗽声响起时，我就感觉心脏重重地跳了一下。”

“我现在口罩戴了3个，连空气都快吸不到了，但也不敢透气，一秒都不敢。”

除了这位踩着武汉封城离开武汉的班长，还有正在居家隔离的舍友以及同学们，与他们的交谈，才让我明白，原来那些在互联网的“吐槽”并不是段子。

她（他）们说：

“一咳嗽就十几个医生护士围着我转，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斥着病毒的气息。”

“一天一天数着时间，房间门都不敢出，我年轻没事，就怕家人被牵连。”

“这个疫情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认识身边有哪些是傻逼。”

“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个诈骗电话了，本来连累被社区隔离就很无奈。”

“我朋友非说我是那个潜伏期是25天的例外，说居家隔离不算，必须专家看了才算……”

“每天测十几次体温，每天数着潜伏期。”

“被隔离了，科比也离开了，心态崩了，我要裂开了，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封城

1月23日，全网都是武汉封城的消息，我一直觉得事情应该不会比2003年的非典更严重，当我跑遍市区近十几家药店都没有买到的口罩的时候；当下不了乡、进不了城，整个城市的信号灯变成红色；当小区的锣鼓和喇叭，从早晨10点响到晚上9点；当在超市买不到蔬菜粮食；当看到第一次没有彩排的节目上了春晚，当84岁的钟南山眼里噙满泪水，当无数个身影奔赴前线，才明白原来每个人都处在了漩涡中心。

我不是害怕感染，也不是害怕被隔离，而是害怕传给了老人，毕竟作为从武汉回来的我，我所接触的人都可能被隔离，都将会被人带着有色眼镜观摩。

“出事之后”，我又在家躺了10天，九江作为江西“北大门”，与湖北只有一江之隔，慎重是对的，各种硬核防护都不为过。

因为在视频见过朋友直播“武汉”封城的现场，23日凌晨2点，武汉发布了封城的消息。“我刚跑到小区门口的便利去买物资，就抢到了一卷筒子面，还有几颗快坏掉的土豆，店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朋友在群里说这段的时候，距离封城不过1小时。

我一直以买年货的理由撺掇着老妈屯物资，就怕老家封城，但“北大门的九江”迟迟没有“封城”，包括爆出的南昌麻丘事件，网络上各种质疑，各种骂。但我好像却能理解，一是不想从武汉回来的人或者在潜伏期的人留在省内，一方面又怕封城引起恐慌，落下监管不力防治不当的口舌。

我不想说什么阴谋论，因为早在12月中旬，就听说了新型肺炎的事情，我们一边戴着口罩辟谣此次病毒不会人传人，安慰自己武汉拥有世界上最牛的病毒研究所，各种权威专家都来了；一边参与着武汉的各种跨年灯光秀、游园会、音乐节，胡吃海喝。

我虽然没有去江滩的灯光秀，但我参与了12月31日的学校的跨年晚会，那个本可以成为最好转折点的“武汉集体”跨年夜。

那天，我刚从校医室拿了一袋板蓝根，排队付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来，那几个在年级大群里劝诫“不传谣、不信谣”的同学戴着口罩，手里拿着两盒板蓝根。

我和舍友们商量，晚上看晚会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穿多点千万不能感冒。

晚会异常火爆，人们手里拿着荧光棒，头上戴着发光的发箍，密密麻麻站满了整个操场。有几位戴着口罩的人，手插在裤兜里站在花园牙子上，眺望着180度环绕的LED大屏幕，路灯洒在他们头上，说不上什么感觉，就是有点玄幻。

在换节目的间隙，四面八方偶尔传来几声咳嗽，那会大多数的我们，丝毫没有把这次肺炎放在心上，毕竟武汉刚刚前几天才经历了没有任何伤亡的地震，对于刚圆满完成了世界军运会的武汉来说，什么都抵不过庆祝。

后来我在“逃离”九江，奔赴当时“第二”疫区广州的路上想，历史会怎么记录这一年？如果武汉没有辟谣华南海鲜市场事件，如果听从建议取消了各种跨年晚会等大型聚集活动，但凡提前告诫人们注意出门戴口罩，但凡各种官媒勇敢一点……

可惜没有如果。

“逃离”九江

2年没有回老家，老爸的愿望就是拜访各种亲戚、见见他的那些兄弟，吃各种团圆饭，我爸是最爱“走人家”的人，终于在我、抖音以及小区各种敲锣打鼓的“洗脑”下，我爸爸放弃了庚子年零点的庙会、大年初一的各种拜年走访。

但我知道，就算我爸爸和各种七大姑八大姨在视频里谈论着病毒的爆发，互相告诫着不要串门了，但他们的情绪仍然过于平静，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年夜饭、看春晚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直到九江出现了病例，直到距离我家不到3.6公里的整个小区被隔离，直到听说有朋友刚从广州回湖北过年，在老家待了不到3天就从小路“逃离”湖北时候，我身边的亲人才真正开始恐慌。

(江西省  瑞昌市联盛超市 图片来源 九江新闻网）

年前计划初六（1月30日）返广州的我们，提议要不然初三就走，后来发现广州也已经“沦陷”连黄埔区的局长都被感染了，于是延迟到初八（2月1日）返程，踩着老家封城的点离开了。

说来也“搞笑”，我待得三个地方就没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我们决定返程并不是因为要“逃离”，毕竟那会的广州是“排名第2”的疫区，只是内心期待着过了官方假定“转折点”的2月9日，家人还能有时间安全度过隔离期，按时参与接下来的工作、学习安排。

计划是美好的，出行前特意查了出行资讯。专家预测说，1-2日是年后第一波出行小高峰，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冷清的出行高峰，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苛的高速审核。

我们一家人自驾回广州，一家5口4个戴眼镜，冬天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从来都不友善，这个冬天尤其明显。

虽然知道汽车自带所谓的空气净化系统并不会隔离病毒，但我们一戴口罩眼镜上就满是雾气，影响驾驶视线，所以我们在车内并没有戴口罩，而且之前专家也分析相比较于人流稀少、空气流通的环境，病毒更不容传播，我们就没有打算戴口罩。

谁知道，没有戴口罩的我们连小区都出不去，带好口罩、测好体温、做好登记（回-离的时间、地址）我们上了高速，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出门像刘德华，动不动就被人拿着“枪”指着。

上高速的时候也是，只开了一个闸口，两旁站立着3名医护人员，道路两旁站很多交警。

根据导航我们原是“杭瑞高速”-“昌九高速”-“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因为中间有两段路是导航自动选择最短的路线，需要下高速走省道，但在信阳高速口的时候，我们被“劝返”了，路口不仅有交警拦截要出示证件，还树立树立了4个广告牌：不是本地户籍任何车辆不得入内。

我们向交警说明情况，交警允许我们掉头，并再三强调：非本地户籍任何车辆不得入内，路过也不行。

没办法我们不得不“绕了”一大圈，但好在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车辆，10公里也见不到几辆私家车，偶尔有货车经过，尤其是粤牌，在进入吉安之前，间或见到很多浙江的车，但几乎这一路上只有们一辆粤牌车。

笔直的马路，超长的隧道，没有任何的参照物，我一度将车速飙到120码，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次回广州，或者说从广州回老家的路上是不堵车的，动不动导航里就播报前方5公里严重拥堵；有车主上报前方事故，拥堵路段7公里，预计通过时间36分钟……但这次高速上冷清的让我有一种在青藏公路上开车的错觉。

相应的，一路上各大加油站、服务区也都很冷清。除了必要的加油，我们根本就不敢频繁去服务区，虽说知道大家都在刻意避开人流量大的地方，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服务区的人们如此有“默契”，我们默契地连眼神都没有交汇。

在吉安服务区，汽车停的特别疏松，饮食区没有商家开门，只有一家便利店和提供开水的地方，人们默契地趴在自己的引擎盖、或者打开车门在车内吃饭，这也是第一次遇到不需要排队上厕所的服务区。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很难过。

那种感觉像极了除夕的那天晚上，那是我过得最安静的除夕。

窗外没有任何声响，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只有眼睛和手指不停地辗转在淘宝、京东、微信代购上，找了好久，只要显示有货就下单终于买了967.5元的口罩，在马云爸爸说阿里药房不打烊的消息后，买了458.52医疗药品，但是刷微博、刷知乎又觉得那些所谓的3M口罩可能是假的、劣质的、有害的，只能申请退款。

反反复复地下单退款已经让人变得麻木，哪怕能发货的KN95、N95回来变成了的N90，甚至还是2017年的也不想去计较了。毕竟还有人在垃圾桶里捡废弃口罩，还有那位买不到口罩在高铁上用衣服遮住鼻子大哭的阿姨，我只觉得无力又疲惫。

2小时31分

一路的高速畅行，早晨9点50上高速，原本预计下午6点多就能到广州，但在下午5点6分的时候，导航在进入连平的时候播报了第一条拥堵信息2.6公里，导航预计通过时间47分，但实际上我们7点37分才通过检查。

在真正进入连平之前，我还以为是交通事故，越接近现场才知道，原来是每一辆车都要进到连平服务区，通过检测和登记才能放行。

在这拥挤的2小时31分里，汽车走走停停耗了大半的汽油，我们不敢开窗、不敢开暖气，拿着自备的温度计，不停的测体温。

有一次温度计显示自己36.9度，我就开始慌张，感觉脑袋开始疼，喉咙也开始痒，不由自主的开始咳嗽。

于是，在只有9度的连平傍晚，我隔5分钟开一次3分钟的制冷空调，又怕感冒、又怕体温超过37度不被放行，被劝返回老家。

因为有老乡告诉我，前两天因为在车内开了空调导致测体温的时候超过了37度，在服务区的大风里，待了半个小时重新测试，通过了才被放行。

我爸责备我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但当我看着沿路的树立的公告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穿着隔离服装的各种人员指挥着交通，还有隔着车窗都能听见沿路的喇叭。喇叭每喊一句“墙外危险，例行检查”，我的心跳就加快一分，毕竟有着长住武汉经历的我，不敢有任何的意外。

一旦我出事，就连带着这20多天接触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整个小区的人都要被隔离，我冒不起这个险，对于有武汉经历的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身边所有的人，就是不给国家社会添麻烦。

在战战兢兢中，我放下了所有车窗，看着“全副武装”拿着登记表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们，突然喉咙不痒了，脑袋也不痛了。

原来大家都在无声忙碌，突然感觉自己生在中国挺幸运的，整个检测过程没有人硬闯，一路上也没有看见有人吃退烧药、贴退烧贴，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在这2小时31分里，听从组织安排等待检查。

一家人温度正常，口罩佩戴正确，入粤的粤A牌，我们通过了检查。

各种车辆通过，或者被扣下，都没有额外的声响，只有那个大喇叭的声音在清冷的夜里回应着来来往往、停停走走的车辆。

在老爸去加油时候，我在救灾帐篷后面站了5分钟，远远地看着各种工作人员，他们站在新搭建偌大的公安检查站台工作，坐在帐篷里给各种人进行检查，突然之间就很想哭。

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会持续多久，只希望短点、再短点。

我好想去香雪看看梅花，想去武大看看樱花，想去点都德喝早茶、想去体育西吃海底捞、想武汉的莲藕排骨热干面……

20天，两个隔离期，踩着春运回老家过年我，却变成了辗转三城，在不同地方隔离，希望不再有人漂流。

更不希望，这种“漂流”的红色，成为疫情实时地图上的“中国红”。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会的，会更好的。

我也好奇那么多捐赠物资流向了哪里，也质疑为什么17年过去了，我们拥有了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有看穿人心的大数据，有能颠覆世界的5G，有各式各样的融媒体平台，为什么还会因为各种瞒报、缓报而将整个社会之于风险之地？

但我更加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钟南山、李兰娟、小汤山医疗组等千万人逆行“救鄂”，雷神火神的建成、饭圈女孩的靠谱、拎得清，韩红、林俊杰、李荣浩的花式陪伴。

我也怕死，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我愧疚自己的“无作为”没能去前线，更质疑为什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虽说不是“正规军”但为什么不敢说话，不敢大声疾呼，不敢发表意见，恰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新闻教育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舆论的力量，并且敬畏真相，只是有时候“无作为”便是“有作为”的认知，让我真的很难过。

后来，朋友圈刷爆了杜骏飞老师的那句话：什么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媒体。

这就是我的2020春节前后三城漂流记，有惊恐，有愤慨，有无奈，更有感动，切身见识了什么叫“既来事不怕事”，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最起码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作为“普通人”的责任与担当，它们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字眼，而是真真切切的去实践。

就算不能奔赴前线，不捣乱，不扰乱军心，做好能做的，就算宅在家，也是在奉献自己的力量。

（武汉大学樱花，图片源自网络）

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愿我们早日在更开阔、更美好的地方见面。

不如相约“武大”樱花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