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0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宣布2020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总量共计38200个。

随着参与摇号的人数不断扩大，可以断定的是，2020年的中签几率，大致仍然会持续走低。

从2011年年初算起，2020年是北京市实施小客车摇号限购政策的第10个年头。从一个月一摇号，到两个月一公布结果，多数参与者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但要谈及最绝望的，还是那些从第一期开始参与，至今没有中签的朋友。

本以为这样的“中奖绝缘体”只是极少数，却不料想稍微一打听，就能找到10位相同经历的摇号陪跑者。他们大多数有着对命运不公的慨叹，不论多么努力地面对工作，多么积极地拥抱生活，在没有车的日子里，他们的幸福版图似乎总是不完整。

10年间，他们从少年变成职场精英，从孩子变成了父亲，从单身狗变成了顶梁柱，但他们普遍没有想到，一块看似不起眼的汽车牌照，能够扭转一个人的友情、亲情甚至爱情，能够让一个人的10年命运，变得起起伏伏。

（以下故事根据真实情况改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亲情难舍，牌照更难舍

老庄又一次拿起电话，忐忑不安地打开通讯录。

那个熟悉的名字就摆在那里，可是按下通话键的过程就像是在引爆一枚炸弹，让人不由自主地浑身发冷。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半辈子都在用“人畜无害”作为做人准则的自己，会像如今这般里外不是人。

电话那头不是别人，论辈分应该算作他远房的表姐。这种关系按照常理说进不进，说远不远，但至少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反而一年比一年亲密。他自己知道，维持这种关系的纽带并不是什么“血浓于水”的道德标准，而是一辆如今看来并不起眼的松花江面包车。

老庄开了半辈子出租，是标准的北京的哥。从业二十多年中，他们家从来没有为用车问题犯过愁。媳妇不会开车，孩子一直在上学，不论要去哪里，最多把顶灯一关，营业牌翻到停运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职业的便利性，二十年前入行时，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名下的小面包车送给了刚来到北京，打算做点小生意的表姐。至今他还记得自己信誓旦旦，满面春风般的神情：“你放心拿着用，送给你都没问题！”

乐善好施，慷慨解囊的老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清晰记得有一次妻子重病住院，孩子需要上学，自己又不能不去挣份子钱。四面楚歌的时候，就是表姐和表姐夫救危难于水火，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相助，才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这份情，不能不记着。

这种和谐直到2011年还保存着百分之百的纯粹。那时候北京宣布摇号购车，他特意给表姐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指标放心用，自己现在不需要买车，更何况孩子还有两三年才毕业，现在参与摇号，那时候怎么也能中签。

表姐放心地说了声谢谢，毕竟十几年都这么过去了，谁也不会在乎两块铁牌子的分量。日子随着老庄的老去渐渐变得无情，虽然自己和孩子的两个驾驶证都及时投到了摇号池中，但这种感觉就像是石沉大海。孩子毕业参加工作已经快一年，但每个月按时光临的手机短信就像是一台冷酷的复读机，重复着令人麻木和失望的文字，甚至到后来，短信也变成了两个月发送一次。“这都不算什么，我还开着出租呢！”老庄心想。

平衡终于在老庄55岁生日之后被打破。由于身体问题，老庄选择了退休，车钥匙也理所当然交还给了公司。无独有偶，孩子也从这一年开始结束实习期，开始分配到总部正式上班，同一时期还谈上了男朋友。但唯一撕裂这种美满的，就是那个迟迟没有摇中的指标。

2014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中签率第一次高于百分之一。思来想去，他没舍得为难孩子，选择了为难自己。

“表姐，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看看……”

“我也不好办啊，车是前两年刚置换的，你要拿走车牌我就得卖车。”

一轮接一轮的交涉没有换来和解，反而让“老实人”老庄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也是没办法才来找你的！”他的言语里，已经满是急躁，甚至开始略带愤怒。

2020年春天，老庄一家的生活仍然四平八稳，只是这6年中，再也没有接到过表姐的拜年短信。

没有私家车，妻子不让他去上班

“要不你就先请几天假吧”。2月9日，北京正式复工前一天，李聪（化名）的妻子忧心忡忡地说道。

家里一直没有添置私家车，平常李聪都是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每天早晚高峰挤一挤地铁，感受一下北京的“人气”，有啥急事了打个车，也能凑合。”日复一日的操劳让李聪觉得坐地铁也能接受，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和复工期限的到来，李聪和妻子却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的理由和大多数人一样：“地铁里啥人都有，一人出事一车厢都可能有问题。”

李聪和妻子都知道非常时期开私家车出行安全性高，但提到私家车，李聪却是有苦难言。按李聪的话来说，他是个标准的北京人，户口落在西城，家在四环边上。“第一期摇号我就参加了，那期发了得有小两万个号”，2011年1月，怀着忐忑的心情李聪参加了第一期摇号，充足的个人指标和较低的申请人数使第一期的中签率达到了10%，但李聪却不幸地成为了另外那90%，乐观的他认为坚信“迟早都能摇上。”

没想到这一摇就是十年，2019年12月底，北京小客车基础中签率跌至0.0365%，即使已经获得了14倍的阶梯加成，但是中签的概率依然渺茫到可以忽略不计，当年那个势在必得的李聪已经被磨砺得十分佛系，“最开始参加摇号时，算着日子盼，后来觉得也就这也样吧，看到“摇号未中签”的短信，也逐渐没有了感觉，毕竟都快十年了。”

佛系的心态并没有缓解李聪的用车刚需，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份的多元化，小刘越来越需要备下一辆私家车。“现在还只是上有老，家里老人身体也都硬朗，能够自理也不需要常往医院跑。而且现在也没有孩子，如果再有了孩子，遇到的急事一多，谁的钱包也受不了啊。”

无论从出行成本还是便利性上考虑，私家车出行对李聪来说都是一项更好的选择。然而天不作美，摇号十年，李聪依然没有获得自己的京牌，而他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继续碰运气参加摇号，期待幸运女神能够光顾自己。

“我从亲戚那里借来了一辆车，这两天都是开车上班”，疫情肆虐之下，为了让妻子和家人放心，李聪放弃了公共交通出行，他从滞留外地的亲戚那借来了一辆车用来上下班。

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

珺姐永远也忘不了2016年，留在学校做实验的那个暑假。

她本是北京几百万摇号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即便一家三口一台车都没有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也绝对算不上稀有。天命如此，馅饼砸不到自己头上，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是人呐，终究斗不过一口气，终究绕不过“人比人，气死人”的社会规律。让珺姐觉得老天待人如此不公的事情不算离奇，但由于情绪渲染得到位，绝望与挫败就能够在那个瞬间喷薄而出。

那个夏天，沉闷而又无聊的气氛像以往的每个夏天一样，在某某大学的研究生实验室中蔓延。珺姐无心插柳，和师兄聊起了摇号的那些往事，甚至说到动情之处还有些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英雄所见略同的畅快。

然而，这种快意恩仇的时刻并没有维持太久，只因一个学姐加入了谈话，用云淡风轻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中签了，就摇了4次。”

“这不是关键，问题在于，明年毕业的学姐还没决定留不留在北京，连买车的钱没有，当初也纯粹是‘摇着玩’”。说到这里，珺姐满脸写的都是无可奈何。

这几年，珺姐不是没有挣扎过。

她跟太多司机师傅聊到过“摇号问题”，出租车师傅一般都跟她“同仇敌忾”，网约车司机也都是万幸自己早年中签及时，还讨论过要不要索性排队等着新能源的问题。可终究摇了这么多年了，早去换成新能源可能还好，沉没成本还是让她选择一路走到黑。

她也找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打探购买免税车的优待，通过社会资源寻找闲置指标，但这些旁门左道要么不靠谱，要么价格太高不划算，以至于直到去年，珺姐的所有努力基本宣告“白费”。

“你就这样妥协了？”我问。

“那有什么办法？男朋友告诉过我，如果自己摇号运气不好，可以找个运气好的对象，实在不行找个爱傻笑的也行。毕竟，爱笑的男孩子运气不会太差。可能，我在摇号上的运气全用在找这么个爱傻乐的‘好运气男孩儿’身上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爱笑男孩儿，家里一共有三个“北京指标”。

花了1.8万，老王拿到了京牌

小王生在一个三口之家，他在离家10km的电信局上班，父亲老王是一名出租司机。2011年，北京市开始实施小客车摇号，老王想着为儿子备下一辆私家车，以备日后上下班代步使用。当他兴冲冲地填写完各项资料后，却被告知“名下有车，不能参加摇号”。

原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王曾经购入过一辆面包车，后车转手卖了，但一直没有与买方办理过户手续，所以在老王名下始终登记着一辆车。

2014年，刚满18岁不久的小王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中签率已经很低了，我在拿到驾驶证后很快就注册了账号，参与到“摇号大军”中。”令小王全家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以后中签率一落千丈，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取得号牌几无可能。

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老王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车贩子。车贩子上下其手，一番打点下来，很快就帮助老王成功办理了“无车报废”，二十多年前的号牌失而复得。相应地，老王付给了贩子18000元作为酬金。“幸亏当时通过贩子把车牌找回来了，现在管得严了，只能通过假结婚过户买指标了，那个要十几万块钱呢！”小王心有余悸地说道。

如今的小王继续参与摇号。“怕后续政策有变，如果碰巧再摇中了就再买一辆放着”，在现行的政策下，小王原本摇摆不定的用车需求变成了“刚需”，而且在330万摇号大军中，小王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摇号，是一种“玄学”

这是阿伦的第50次摇号。

网上说，这一次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中签率达到了历史新低，大约是三百分之一。可是阿伦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在他清晰的记忆中，每一次摇号，中签率都能创下历史新低。号总是要摇的，看那个数字有什么用呢？

阿伦的小车早就挂上了京牌，只不过这个指标并不在自己名下，而是两年前管“发小”借的。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讲义气，虽然发小告诉他，只要自己没有刚性需求，牌照可以让阿伦一直用，但他心里清楚，人家能借出这个指标终归是情分，自己能早点把它归还，才是本分。

每一次公布摇号结果都是阿伦最期待的时刻，他已经幻想过无数次把驾驶本上的名字改成自己，幻想过无数次处理违章再也不用麻烦朋友的情景。只要打开网页，看到申请状态那一栏的字变成红色，他的一切想象就都能变成现实。

钟表指针走过了中午12:00，阿伦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北京市小客车摇号的官方网站。由于这个时间段造访的人流量大，他尝试着刷新了三遍网页，又在下方的验证码区更换了三次验证码，才成功点击了“我要登录”这个按键。

结果不出意料，绿油油的“审核通过”四个字依然摆在那里，宣告着这一次摇号的失败结果。阿伦没有气馁，大致是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个结果。他驾轻就熟地冲着旁边的同事微微一笑道：“L哥，我又没中。”

一旁的L哥奉还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是阿伦眼中的人生赢家。来北京不到十年，L哥通过种种方式持有了2个北京指标，并且至今还在用妻子的驾驶证争取第3个指标，虽然这对L哥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

L哥很会安慰人，他说没什么大不了，自己已经完全放弃了挣扎，甚至有四五个月没登录过那个网站了。阿伦听了有点欣慰，他半开玩笑地劝L哥登录看看，没准已经中签了也说不定呢。

半推半就之下，L哥毫无表情地打开了那个人头攒动的网页，就此，他拥有了人生中的第3个“北京指标”。

很多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阿伦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面对摇号这件事情的。直到在第70次摇号之后，人们看到了阿伦发出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因指标归还朋友，现紧急求租北京指标一个，费用1.5万以下，本人使用，保证绝对小心！”

求之不得的“学区车”

“你不是还在上学吗，毕业之前如果你中签了，先把指标给我用，行不行？” 

姑姑的电话没有让小P过于吃惊，毕竟自己距离大学毕业还要三年半，他知道谁更需要那个处在幻想中的指标，他理解姑姑的焦虑。

姑姑不是一个生活紧俏的人，通州的房子拆迁之后，她拥有了大量闲置资金，甚至还在二环里买了一套小户型的学区房，方便女儿在城里上学。只是一提到汽车这件事，姑姑至今都是一筹莫展。

按道理说，三口之家拥有一个汽车指标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情况特殊的家庭并不是如此。姑父家住处靠近东六环，单位坐落于东四环，加上不定时上班的特殊工作性质，致使开车上下班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姑姑负责在城里陪读，周一到周五都在二环里生活。虽然不用每天坐班，但周三晚上的数学班，周五晚上的舞蹈班接送任务成为了雷打不动的任务。再加上每个周末从城里返回通州，如果能拥有另外一台车，生活一定会便捷得多。

小P没有犹豫，一眨眼的工夫就同意了。毕竟自己是北京市第一批参与摇号的人，按照中签概率来说，拿到指标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自己还在学校住宿，要指标的确没有什么用，这种顺水推舟的事情，哪有什么可犹豫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每个月的26日，小P都会在同一时间收到姑姑的微信消息，内容只有短短一句“中签没有？”，而小P的回答都是“没有”。

只是同样的文字，随着他毕业日的临近转换成了不同的心情。他自己的汽车梦，终究也没能在大学毕业前实现。

2020年春天，小P毕业参加工作四年半，姑姑的孩子考了大学住进了宿舍，唯一没变的，就是两个人仍然都没有车可用。

久摇不中，他买了一辆外地车

“摇到五六年的时候，法拍车也拍不到，实在没办法就选择了外地牌”，老刘平静地说道。憨厚老实的老刘同样是从2011年开始摇号，与上述苦摇不中的人不同，摇了几年后，老刘眼见中签无望，索性就直接买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车。

提车后的老刘虽然麻烦一些，但总算是有车可用了。“隔一段时间就得办一次进京证，不过可以后来可以网上办理了，还挺方便”，就这样，老刘一边摇号、一边开上了新车，购车后的老刘过上了一段平静的“有车生活”。

出乎老刘的意外，这一切来之不易的平静在2019年11月戛然而止。11月1日，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的外地车限行政策”在北京正式实施。政策规定：每辆外地牌照车辆一年中只可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核发的“进京证”最长使用期限为7天，外埠客车限行区域延伸至北京六环路和通州全域。

政策一出，老刘大惊失色。这一政策意味着他的车一年内最多只能合法地开84天，他还是一个通州人，平常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在通州，而通州全域成为了外地牌的限行区域。“车买了两三年，现在卖太亏了，不卖一年又只能开84天，摇号也一直摇不中，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史上最严的外地车限行政策让老王不知如何应对。

“希望能尽快开展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摇号吧，我家四口人一个京牌都没有，而我有个同事一家三口人就有两个牌照，太不公平了”，看得出来，平日里与人为善的老刘对现行摇号政策颇有微词。“其实我也听说过一些假结婚过户的方法，但是一来要价太高，我这个车才十几万，二来中间要一个月时间，风险实在太大了”，慑于假结婚过户价格高、风险大，老刘并没有铤而走险。他依然期盼着能够通过正规渠道来获得自己的京牌车。

卖掉你是我“情非得已”

“个人一手斯巴鲁BRZ，两年不到两万公里，用车爱惜没出过事故、没飙车，私聊价格，朋友打折。”

“腾指标急出！2010款宝马330i双门轿跑，车况好没事故。六缸的3系越来越少见了，如果不是想玩越野不会轻易出，有情怀的大佬请私聊！”

“是时候说再见了(╥﹏╥)，08款霸道4000，车况好，机器运转正常，保养规律，没去过恶劣环境，低于市场价出售。”

如果不是认识亮子，我一定会把他当成朋友圈十几个二手车经销商中的一员，但事实上，这个对汽车痴迷的小朋友从来没有靠汽车赚过钱，反而把挣来的死工资都花费在了玩车上。

亮子从来不承认他是个真实的富二代。虽然拥有五套北京房产的家业能让99%的人羡慕不已，可他却总说，真正的富二代不会为了一个指标发愁的。

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亮子就集中了家里所有能投到摇号池的驾驶证，逐一进行了摇号申请，颇有一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劲头。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并没有感天动地，近十年的光阴流过，该不中签还是不中签。

我问他为什么不考虑租个指标，他只是微微摇头：“像我们这种玩车的，有多少正经人敢把指标租给我，更何况，我又不放心把自己的车写成别人的名字。”

从玩公路车到越野车，亮子的座驾换了换了一批又一批，以至于大部分朋友都说他是“有钱烧的”，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想在山路上玩，怎么能没有一台运动车？想跟越野圈子里的人混，怎么也得买台越野车吧？如果我有两个指标，干嘛不把它们全留下呢？

“你是不是过于贪心了呢？”我问亮子。毕竟现在北京市限购是为了解决交通压力，一人有一台车就够了，作为市民我们也应该体会这种难处才是。

亮子摆了摆手，“第一我有固定车位，第二我又不可能同时开着两台车上路，能给城市交通增加什么压力？”亮子的假笑中充满惆怅，微微撬动的嘴角中深藏功与名。

我有时候真羡慕亮子的家庭条件，可是又时常庆幸自己没有达到他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水平。至少在玩车这个领域中，我没有体会也理解不了他那种烦恼。

2020年新春伊始，朋友圈又多出了一条亮子发出的状态：“再见老朋友，愿你在新主人那里一切安好❤。”

十年摇号不中，他把铃木升级成了奥迪

从大学开始，张纯（化名）就在自己的未来中规划好了一辆爱车的位置，“出行方便，想去哪就去哪，周末还可以和朋友去个郊区或北京周边”，在他的想象中，有车的生活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出行半径。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却始终没有达成。“最初摇号的时候计划买一辆几万块钱的车开开就行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号没有摇到，攒下的买车钱却越来越多”，久摇不中的张纯摇号期间不断“消费升级”，现在的他计划买一辆二十几万元的中型车。

“要不是因为只有一个号，我早就改排新能源号了”，小马的父母年纪大了，不容易考取驾照，所以家里只有张纯一个人在摇号，而他不想把“赌注”都压在新能源车上，因为按照现在的趋势，新能源牌照也得九年以后才能排上。

张纯后来发现像他这样久摇不中的人群不在少数，打开“北京摇号吧”， 以“8年不中”、“10年未果”为题的帖子屡见不鲜，帖子下面多是久摇不中者的抱怨，“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叫“摇号失意者联盟”” 张纯自嘲道。

“老人骨折生病需要车，小孩打针需要车，疫情下出门需要车，开工上班需要车，没车的不让复工，我们无车家庭怎么办？”张纯发帖抱怨道。

帖子下面引来了若干“同病相怜”者的共鸣，他们在肆意地谈吐，但仍然格外的无助。

2020年的北京，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怎么着也摇不上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