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第92届奥斯卡大奖出炉，奉俊昊导演执导的电影《寄生虫》成为最大赢家，斩获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而一晚收获四座小金人是单届奥斯卡个人获奖纪录，历史上只有华特·迪士尼在1954年在第2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此殊荣。

导演、剧本、剪辑、摄影、服装、音效、灯光等等一系列因素无疑都是你端起那座小金人之前不可或缺的门槛，但想要举起那座3.9kg重的镀金男像，单凭这些因素的叠加却远远不够。

福特GT40

抛开矛盾聚焦、普世价值、英雄主义、政治正确等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都难免会落入的窠臼来看，本届奥斯卡获奖影片中的《极速车王》令不少人耳目一新，两个家族的纷争被用一种商业竞争的手法写进了152分钟的传奇传记电影中，在一众升华价值的作品中显得纯粹而简单。

起源于欧洲大陆的勒芒在一开始一直是欧洲各家汽车制造商轮番唱戏的舞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连冠的的宾利男孩Woolf Barnato 到三十年代的阿尔法·罗密欧，再到称霸五十年代的捷豹。到六十年代初期，意大利跑车制造商法拉利是耐力赛赛场的统治者。从1960年起，法拉利从未让冠军旁落。

1963年，福特的老板亨利·福特二世与法拉利创始人恩佐·法拉利谈判的，由福特收购法拉利赛车部门的交易由于过度苛刻的附加条款而以失败告终。被激怒的福特当即决定打造自己的赛车团队，并立言将在每年一度的法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击败法拉利。

1963 年的谢尔比只作为车手参加过勒芒比赛，但他从来没有造过勒芒赛车。当满心怨火的福特二世寻找合作伙伴时，他的首选目标还是有经验的工程师。

福特最初的合作对象有Lotus、Lola和Cooper。经过多方面考量，Lola最合适不过。1963年的勒芒比赛上，Lola就凭借搭载福特V8发动机的MK6赛车取得不俗的成绩。经过谈判，Lola方面愿意为福特的GT赛车提供底盘，并提供位于英国的场地给福特进行研发工作。1963年底，福特的团队就已经抵达英国，全身心投入于全新赛车的建造工作。

转过年来的3月16日，第一部底盘移交至福特。随后，编号GT/101的全新福特GT40于4月1日在英国首次亮相，以GT40命名是因为其车高40英寸。自此拉开了福特在1964年的赛事征程。

然而好景不长，在1964年的各项赛事中，GT40非但没有出色的表现，反而暴露了诸多问题。比如空气动力学的欠缺使其在勒芒的慕尚直道上很难有较大的极速突破；悬挂和变速箱很难承受整场耐力赛的高强度运转。而福特高层又因为肯的形象不利于产品营销为由，拒绝了肯代表福特参赛，于是当年参赛的三辆GT40没能完赛，福特因此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经过上一年的整修改装和调整之后，卡罗尔·谢尔比意识到好车与好车手都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和英国车手肯·迈尔斯一起，同时参与了新车的重新设计和调试，并于1966年率领13台最新研发的福特GT40 Mark II再临勒芒。而这一年，法拉利派出的是3辆法拉利330 P3。

在比赛的初始阶段，由于被下令不得过速危险驾驶，福特一直落于下风。但肯无视了这项指令，不顾自身安全，长时间以超过7000转速的速度行驶，最终将GT40带进了比赛前三。

等到比赛进行的第17个小时左右，由洛伦佐·班迪尼驾驶的330与由肯驾驶的GT40在直线赛道上齐头并进，两辆车到了比拼速度的时候。最终，法拉利330由于车手的持续推进导致引擎过热而败下阵来。至此，肯的福特一号GT40和布鲁斯·迈凯伦驾驶的福特二号GT40开始领跑比赛。

等到最后时刻，比赛的领先者是三辆福特。但是其中一辆由罗尼·巴克纳姆驾驶的GT40相比于前两名落后了十二圈，而两辆领先的赛车，排在第一位的迈尔斯和第二位的迈凯伦处于同一圈。于是，福特的公关人员里奥·比比决定，为了展示福特的卓越地位，强调赢得比赛的是制造商，而不是车手，所以要求三辆赛车并排越过终点线。这项提议遭到了谢尔比的强烈反对，但迈尔斯最后还是同意减速，让三辆车同时冲线。

谢尔比、福特、法拉利、迈凯伦……一辆GT40串起了一部关于对抗与妥协的电影。这种对抗，不只是勒芒赛道上两位车手双车并行火花四溅的对峙，更多的是赛场之外，两位汽车巨头的理念之争，商业世界与理想主义的博弈，纯粹与不纯粹、尊严与妥协之间的对立。

梅赛德斯·奔驰 S-Class

影片中的一家四口是一群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家庭成员有父亲金基泽、母亲忠淑、儿子金基宇、女儿金基婷。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做一些兼职，就连找兼职都要蹭别人的WiFi。在同学的介绍下，基宇成为了朴社长、妍娇的女儿多慧的家教。基宇是社会底层，多慧是社会上层。

这两个原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交集的两个家庭，因此产生了碰撞。随后，基宇略施小计，将全家人都接了过来，基泽做了司机，忠淑做了保姆，基婷做了朴社长的儿子多颂的家教。

只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这些工作的，朴社长夫妇并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潜在的问题，就永远会是个问题。

而气味恰恰就是诱因所在。朴社长说金司机身上有难闻的气味，这个气味在这里是双重语境，一是确确实实的地下室的脏味，二是指司机的穷人气味，一种阶级歧视的隐喻。

而社长之所以能够清晰的闻出司机身上这种味道，是因为这种味道和自己的梅赛德斯·奔驰S-Class显得格格不入，二人也只有在车内才能有机会共处一处密闭空间。

而听过丈夫对司机气味的评价之后，原本善良的女主人在车内也嗅到了这种难闻的气味，要知道，这并不是女主人第一次与司机在车内的场景，如果气味真的难闻，女主人早应做出反应，而不是在丈夫的潜移默化之后才表现出厌恶。

也正是因为梅赛德斯·奔驰S-Class这款行政级轿车提供了全片唯一一处狭小的密闭空间，让金司机明显的感受到了来自阶级的歧视，埋下了愤怒与仇恨的种子，最终促使其杀死了朴社长。

无名军车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激烈之际，两位士兵被挑选去传递一项重要的情报，这封情报能拯救1600名英国士兵的性命，其中包括其中一名士兵的哥哥。问题是，这项任务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前面是寸步难行的敌人锋线、战壕、焦土……而他们只有两人，和不到24小时的时间。

从前线到终点的前线，两位士兵的旅程基本可以分为四个场景。第一个，敌人战壕。第二个，农庄后院。第三个，黑夜中的炮弹礼花。最后一个，从瀑布、河流、森林，转场到最终的前线。

但出人意料的是，一起经历了半天生死的队友布莱克却死在了二人出于好心拯救的飞行员手中，斯科菲尔德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心里最后的防线几近崩塌。

但好在一支友军车队经过，恰巧又经过斯科菲尔德顿要前往的德文郡第二区，于是指挥官的军车和斯科菲尔德乘坐的运输车又给予了他成功的希望，尽管车队后来无法将他送至目的地，但如果没有乘车的这一段路，斯科菲尔德几乎不可能在前线部队第二次进攻前将命令传达给麦肯齐上校。

汽车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类出行的交通成本，进而在人类生活中逐渐成为不可替代的工具之一。电影中依然如此，车不再只是人物的代步工具，聪明的导演善于将这个平常的道具化为情节前进的推手、矛盾激发的导火索甚至作为整部电影的主角去呈现。而在精彩的剧情与唯美的画面之外，这些车也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