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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据媒体报道,1月20日起,北京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已成为高风险地区。北京市疾控中心称,大兴区报告的2例本地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样本,与北京既往报告的本地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的病毒不存在基因关联性,与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高度同源。
由此,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加强了限流措施。从1月20日起,途经大兴天宫院地区的6条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北京地铁公司也宣布,从22日起,对部分车站早高峰期间采取网络化限流措施,涉及北京地铁5号线、6号线、8号线、10号线、13号线、昌平线的多个客流量大的车站。
虽然已经有很多单位、公司安排员工采取远程办公的形式,但高峰期间,地铁依旧拥挤。而且由于今年春节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留京过年,预计往年春节期间大量在京工作生活人员集中返乡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可以说,限流措施和外出上班的需求,存在一定矛盾,无疑给市民出行增添了困难。
从1月18日媒体公布的大兴区第二例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来看,该病例1月4日、11日分别乘坐地铁4号线、1号线上下班。但其他日期均自驾车上班或外出访友。显然,他是因为汽车尾号限行,才通过地铁上下班。而近期北京公布的多起病例,均有乘坐地铁的经历,这也是北京地铁采取限流措施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乘坐地铁,存在增大感染几率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种种情况来看,自驾出行至少可以在部分环节减少风险。然而,北京依旧面对着尾号限行和购车限牌的限制措施。不能不说,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北京采取限行限购措施的初衷—解决拥堵和提倡环保,都已经成为相对次要的因素。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政协委员裴普成认为,交通出行与疫情防控关系密切,需格外重视,疫情防控期间对无车家庭来讲出行存在困难,因此建议增加小客车摇号指标。
2021年1月1日起,北京的新版摇号政策刚刚开始施行,虽然从政策上更加倾向于“无车家庭”,但是号牌指标数量也未作调整(普通指标4万个,新能源指标6万个),对于摇号池内积累大量的购车需求来说,仍无本质上的改善。2020年12月29日,北京公布了新政实施前最后一次摇号结果,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3,559,650个有效编码,最终中签率0.0313%(3198:1)。显然,无论是何种家庭条件,想购车仍然是难上加难。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面对购车的刚性需求,以及对汽车作为支柱性产业的支持,国家先后多次鼓励政策松绑。2020年1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提出,鼓励各地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至于尾号限行措施,长镜头也曾经多次发表文章分析。这种措施,本来是解决临时性问题,但已经执行超过10年,且仍将继续成为常态。这种措施虽然对改善拥堵有一定帮助,但从长期来看,面对北京公共交通体系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智慧交通发展的美好前景,长期采取限行措施,不利于推动以科学管理治理拥堵的主动性、积极性。裴普成委员亦认为,道路拥堵与汽车保有量也会形成自然调节,特别是可以借助智能化,利用车联网等技术,缓解拥堵。
至于环保层面,2020年,中国新能源车市整体发展良好,新能源车领域无论是在产品质量、服务模式、用户认知,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均有很大提高。全国各地也不断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方案,然而对于北京来说,虽然新能源车号牌总量大于燃油车,却依然存在着一牌难求的根本矛盾。
北京限行限购政策的推出,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因素,甚至是难言之隐。但是在当前疫情严峻的形势下,适时适度对政策进行调整,既有利于防控疫情,又顺合民心民意,可谓正当其时。而且这也是一个调整政策的灰度测试的良机。车主在当前也会适当减少出行需求,相信不会造成严重的拥堵局面。建议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在疫情未缓解之前,暂时取消尾号限行措施。同时投入一批新能源车号牌,面向无车群体,适度解决号牌紧张问题。同时,在调整政策之后,对交通状况进行分析调研,为后续政策的完善,提供更多科学合理的依据。
为了防控疫情,北京市民已经和全国人民一道,顾大局,识大体,做出了大量牺牲。有关部门也应从善如流,为打破固有思维,以积极的方法应对这一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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