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原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徐秉金于2月25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令人不胜唏嘘。徐秉金1939年5月出生，还不到82岁，走的有点儿早。

从1999年认识徐秉金至今，已经20多年了。经常在许多场合，听到他就中国汽车产业发表高论，直来直去，毫不掩饰。国内媒体人都认为这是一位很有水平、为人耿直、令人尊敬的汽车界前辈。去年10月30日，在第十届澳门车展开幕式还见到徐秉金。自2011年第一届澳门车展举办以来，他几乎年年都出席。

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展馆，我和他寒暄了几句。他戴着一顶兰博尼基的黑色帽子，旁边中机国际的熟人告诉我，老爷子放化疗头发都掉光了。当时感觉他的身体还可以，没想到不到4个月就与世长辞了。

前排左八为徐秉金同志

商务部的朋友告诉我，徐秉金2018年就发现肺有问题，通过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住。今年春节前他到了海南，准备在这里过年。不料在海南发高烧，春节前紧急返回北京治疗，很快就插管子了。当时诊断是肺部发炎，估计是癌症转移了，终于没能扛过去。

积极应对入世对中国汽车冲击

1999年初，结束了5年半的香港常驻，我回到北京新华社国内部经济采访室，继续负责外经贸领域的报道。当时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正式加入指日可待。

1998年12月，徐秉金出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不再担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但仍然继续担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我和徐秉金打交道，就是从1999年参加国家机电办活动开始的。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当时大家都担心开放汽车市场后，进口汽车会不会潮水般涌向中国市场，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灭顶之灾。

国家机电办和外经贸部机电司千方百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进口汽车得到有效调控。既履行了中国加入WTO 的承诺，又促进了中国汽车产业重组和外资进入。自2002年开始，中国汽车市场进入黄金十年，并于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新车市场。在应对WTO冲击方面，徐秉金功不可没。

创办自主品牌汽车成果展

2000年6月，徐秉金退休后，出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担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顾问。我加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就是徐秉金推荐的。

2010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自主汽车技术与产品成果展”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中央领导，都参观了这一车展。当时我在外地出差，新华社通知我赶快返回北京采访报道这一车展。我从首都国际机场直接赶到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车展现场，在展馆外边见到徐秉金。我半开玩笑地说，贾主席是你忽悠来的吧，他笑而不语。

1962年至1978年，贾庆林在一机部工作，而从1964年起，徐秉金也长期在一机部工作，他们是老同事老熟人了。

1964年8月，徐秉金在一机部机床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是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邹家华。大概是在2000年上半年，我采访徐秉金就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写了一篇内参，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看到那篇内参，专门给徐秉金打电话，称赞他讲的好。

朱镕基说“我对他很了解”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原国家经贸委，原隶属国家经贸委的国家机电办，并入外经贸部。当年9月，徐秉金出任外经贸部机电司司长，并继续担任国家机电办主任。过了3个月，徐秉金就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那年他已经过了58岁，还差一年零五个月就该退休了。 

徐秉金是从外系统并过来的，年龄也过了58岁，要提拔不大容易。据传闻，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给外经贸部长石广生推荐徐秉金。石广生说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朱镕基的回答是，我对他很了解。

徐秉金曾长期在国家经委工作，并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马仪的秘书。而朱镕基1979年至1987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和徐秉金很熟悉，也比较了解。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给徐秉金交办过许多工作，对徐秉金的能力还是比较了解的。

一个敢于仗义直言的老汽车人

徐秉金退休后，一直非常关注中国汽车产业，尤其重视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对于国内汽车企业的一些做法，他也敢于直言。

前几年上汽奥迪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许多汽车界的老人都保持沉默，徐秉金看不下去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批评奥迪让中方恶性竞争、坐收渔翁之利的同时，批评上汽集团领导在上汽奥迪这件事上没有长远观点。

徐秉金说，一汽奥迪都搞了这么多年了，上汽为什么还要搞奥迪？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且没有长远观点。如果我们现在这些大企业的领导都是这种状态，中国汽车靠他们能行吗？

徐秉金指出，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汽车企业集团，都是国家花重金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包括一汽、东风和上汽。

针对上汽奥迪项目，徐秉金说，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你应该立足于搞设计，不要躺在外国人身上，拄着“洋拐棍”来发展别人的汽车，一味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合资30多年后还离不开‘洋拐棍’，中国汽车工业就是死路一条。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必须依靠自主汽车，依靠自主创新。

尽管目前上汽奥迪项目一直在推进，并且销售网络的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老爷子敢于站出来，仗义直言，还是令人十分敬佩的。（完）

附：这是2007年9月发表在《汽车杂志》上的文章——

《徐秉金回忆一汽二汽轿车项目上马曲折过程》

文｜《汽车杂志》特邀主笔 张毅 

摄影｜郭莎莎

今年69岁的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徐秉金，曾担任过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主任、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助理。是中国汽车界的老人了。

作为一位长期参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决策者之一，谈起中国发展小轿车的历程，徐秉金如数家珍。

五十年代有卡车就不错了

在商务部东华门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回忆道，从1953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可以算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的阶段。当时一汽生产解放牌卡车，冲压线、发动机制造都是自己的，8分钟下线一辆车，相当了不起，连毛主席都去参观了。一汽也造出了红旗轿车和东风轿车，当时有个认识，有了卡车就不错了，而轿车是享受。再加上没有财力，根本不可能考虑生产轿车，就没有发展轿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规模也很小。1978年汽车产量只有15万辆，仅占当时世界汽车总产量的0.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起步，要不要发展轿车国内有很大争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还要拨乱反正。石油只有大庆、胜利油田。一没有路，二没有油，资金也短缺，怎么可能搞小轿车呢？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就说过，搞什么小轿车，战争时代能骑上马就不错了。

1987年决定一汽上轿车

徐秉金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利用外资发展轿车工业，第一个轿车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但是规模严格限制在每年3万辆。1987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将一汽作为国家重点发展轿车生产基地。一汽先后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和西德大众公司就车型选择进行了多次接触和筛选。最后选择了大众的奥迪100车型。德国人说，中国生产轿车有市场吗？提出先组装几万辆轿车在中国卖，卖得好再谈合资。经过5个月5轮谈判，最后与大众公司就引进技术、模具、CKD组装轿车达成协议。一汽从德国进口37500辆成套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卖，成功了再搞合资。这个项目叫做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德国人不懂，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政府说了算，3万辆轿车怎么可能卖不好呢？而且当时还提出要求，一汽要用3年时间实现80%的国产化目标。

参与一汽二汽轿车项目决策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邹家华国务委员兼任计委主任。徐秉金从国家经委到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任副司长，主管机械和电子工业。合并前国家计委搞汽车的只有3个人，但是在国家计委煤电油运占的分量很大，而汽车的位置很小。在徐秉金的建议下，在工业二司成立了汽车处。

邹家华非常重视发展轿车工业，他亲自抓一汽15万辆轿车项目和二汽的轿车项目，徐秉金作为国家计委的主管司局长，参与了项目从立项到审批的全过程。

徐秉金找出了一份邹家华听取一汽轿车项目进展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时间是1989年2月11日。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国家计委郝建秀、徐秉金，机电部何光远、白慈生、洪福有，中汽联蔡诗晴。一汽厂长耿昭杰就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15万辆轿车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等作了汇报。会议同意一汽15万辆轿车的车型选择，从现在的3万辆中高级车向低档车发展，可以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提出报告。1990年9月24日，邹家华听取了一汽与大众合资项目的汇报。当时一汽已经与大众公司草签了合资合同，并商定11月在北京正式签约。徐秉金也出席了这次汇报会。

在李鹏家开会商量轿车项目

之前为了解决一汽的合资问题，徐秉金带着工作组到长春开现场办公会，解决问题。当时机械部和中汽联计划让一汽和二汽的轿车项目同时上马，但是国家计委认为投资太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徐秉金回忆道，有一次在李鹏总理家里汇报轿车项目。参加人有姚依林、邹家华、何光远、蔡诗晴、李岚清、甘子玉等，徐秉金也参加了。当时李鹏问这个项目17亿怎么样，国家计委管钱的副主任甘子玉不表态，主要是钱的问题。最后推到徐秉金头上，徐秉金说，我实话实说，两个项目一起上，17亿拿不下来。要不然，给17个亿让机械部和中汽联承包？李鹏一听觉得有问题，就说在总理办公会上再研究研究。 

总理办公会上哄堂大笑

过了一个月，开总理办公会。邹家华给徐秉金打招呼让他发言注意分寸。徐秉金一想我就不发言了。会议中，甘子玉一直瞅徐秉金想让他发言，徐秉金一直躲着就是不发言。无奈甘子玉只好发言说，一汽、二汽两个轿车项目一起上，得两百多亿，要不让机械部和中汽联承包。甘子玉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这次会议不了了之，邹家华有些生气，责令徐秉金3天之内必须拿出报告给李鹏总理汇报。

徐秉金组织了几个人，在二汽北京办事处开了几间房，三天三夜没睡觉，列出了7张表格算账。如果按照机械部和中汽联的方案，没有140至150亿元下不来。建议先上一汽轿车项目再上二汽轿车项目，一共需要七、八十个亿。先花40—50个亿把一汽轿车干下来。后来李鹏批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决定一汽轿车项目先上马，二汽的轿车项目等两年，上海大众维持现状。

一汽轿车项目落实以后，徐秉金又帮着落实二汽的轿车项目，二汽轿车项目和法国人签字时，徐秉金和外经贸部的贷款司司长吕振等人一起去的法国。

解决上海轿车项目上规模

1990年，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当时朱镕基从上海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大众的轿车规模是3万辆，希望扩大规模到12万辆，朱镕基让徐秉金帮助解决上海大众轿车上规模的问题。徐秉金带着9人工作组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见了工作组全体成员。当时的上海经委主任是蒋以任，徐秉金出了个主意，如果报12万辆有可能批不了，不如报6万辆（单班）比较容易通过。单班6万辆双班不就是12万辆吗？打了个马虎眼，上海轿车上规模的事情很快就通过了。徐秉金还建议上海把发动机搞出来，上15万的规模，轿车油漆线也按15万辆的规模干。这件事朱镕基很高兴，夸徐秉金干得好。

一直在和汽车打交道

徐秉金在担任机电产品进口审批办主任时，由于刚刚起步，当时广州本田不赚钱，日子很难过。徐秉金给他们批了一批进口成套散件指标，组装后在国内卖，赚了不少钱，使企业度过了困难时期。

徐秉金还参加了WTO谈判。为中国汽车工业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好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过渡期。谈到中国轿车工业这几十年的发展，徐秉金觉得也有几分遗憾，一是轿车自主品牌发展太慢，二是零部件体系还不完善。

后来机电进口办和机电出口办合并为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挂在国家经贸委下边。1998年国家经贸委撤销，机电办划到外经贸部，徐秉金担任国家机电办副主任兼机电司司长，后来又担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中国汽车工业顺利度过了入世初期国外进口汽车的冲击。

从部长助理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他担任了中国欧洲经济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顾问，还在为中国的汽车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完）

徐秉金同志生平

来源：商务部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外经贸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徐秉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25日3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周岁。

徐秉金同志1939年5月出生于河北昌黎，1964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8月考入吉林工业大学工程经济系汽车管理专业学习。1964年8月起，先后在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任秘书，1984年10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他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服务热情周到，办事雷厉风行，积极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赢得广泛赞誉。“文化大革命”中，徐秉金同志坚决抵制“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敢于坚持原则，经受住了考验。

1985年10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机电局副局长，1988年5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他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汽车工业对外合资、合作经验，牵头起草《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深入参与一汽、二汽、上汽、北汽、天汽、广汽等合资车企建设和发展，参与制定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相关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引进，鼓励企业自主经营和市场化发展，推动形成了一批具备一定自主研发能力、有较大影响的汽车工业集团，为奠定我国轿车生产基本格局、加快汽车工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我国汽车工业生产体系、实现现代汽车工业大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带头坚持工作，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91年5月任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司级），1993年4月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正司级），1997年7月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正司级）。他深入研究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政策和重点难点问题，亲自组织制定《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推动出台《“九五”期间进一步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意见》等重要政策，为推动机电产品出口，优化进口产品结构，保护国内工业和促进对外贸易发挥积极作用。他担任赴美市场准入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国务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委员会成员，深入参与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谈判，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谈判方针和策略，运用熟悉机电行业的优势，与美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较高的谈判技巧展开多轮艰苦谈判，为保护国内产业利益、中美谈判达成协议和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了大量积极有效工作。

1998年9月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1998年12月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深入调查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对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充分发挥有关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为企业扩大出口创造有利条件，为保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他持续推动完善进口管理政策，严格执行进口管理规定，加强国际招标组织，完善招标评标程序，围绕国家发展建设大局，认真做好通信、交通、电力等急需产品进口管理，较好满足国内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他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亲自抓国家机电办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深入开展大量思想工作，较短时间实现平稳过渡。

2000年6月退休后，徐秉金同志曾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他发挥熟悉国内工业产业情况、对外交往经验丰富等优势，深入挖掘中欧经济技术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相互了解和往来，畅通资金、技术、人才流动，为中欧企业交流合作架设桥梁，继续为中欧经贸关系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在5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徐秉金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商务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的对外经贸工作中，徐秉金同志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和工作经验，政策理论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工作有魄力，敢于担责任，善于抓落实。他思路清晰开阔，改革意识和开拓精神比较强，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能够提出前瞻性、创造性工作思路。他作风民主，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注意调动和发挥其他同志积极性。他为人正派，关心同志，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处事公道，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

徐秉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商务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不息的一生。徐秉金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我国商务事业失去了一位好领导。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徐秉金同志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品质，学习他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徐秉金同志永垂不朽！